儿时囿于家境清寒，村里人鲜有上医院的概念，多是能挺则挺、能挨则挨，最多请村里受过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张才学开几粒西药（至今他还是村里的“主治”医生），或者请年高德劭、有祖传技艺在身的华国先生看看，煎几副中药。平素大人小孩有个头痛脑热或肚子不适，多半只借重于家人的扯痧、刮痧、拔火罐等民间方法。

​      我一年到头总要病三四回，以感冒、肚疼居多。每逢如此，母亲用上了她的绝招：扯痧。

我终于不再作野猴状四处浪荡，吃个饭还要母亲挨门逐户找寻时，多是无精打采、病恹恹地歪在家里的春凳上了。父亲常年在外地国营煤矿上班，母亲是村里四属户，里里外外都要操劳，家里姊妹多，我又是老大，得了病，不只不能给母亲搭把手，还得让她放下手中活计招呼我，母亲的脸上便堆着霜，嘴里数落个不止。

她从地坪的水沟扯回一大把辣蓼，匀一半到专门煎药的砂罐，放在火塘里熬煮；又倒了一碗清水放桌上，命我坐正坐直。我知道“大刑”难以避免，苦着脸说：“妈妈，要轻点！”母亲没好气地斥道：“现在知道要轻点，跑田里玩水的时候怎么不记得了？”

她像十字坡的孙二娘般撸起衣袖，拣了几根辣蓼，折揉成一团，蘸水在我后脖颈上擦拭起来。渐渐便有了火辣辣的感觉。随后，她丢了辣蓼，左手按住我的头，右手弯曲五指，又弓出食指、中指，从碗里沾些清水，夹住我后脖颈的皮肉，像我平素拉开弹弓的皮筋，使劲向外拉扯。手松开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皮肉发出打榧子般的声响。我随之惨叫起来，扭着脖颈不让她再扯。母亲强行按住，又狠命连扯起来。“不扯出痧，病怎么出来？”我痛得哀声连连，头左右摇摆，却终未能逃脱母亲的“毒手”。不止脖颈后面，左右两侧也被扯拉出了乌黑发紫的瘢痕。有时候，后背也要被如法“荼毒”一番。两个弟弟始终在一旁嘻嘻而笑，作幸灾乐祸状。我恨得牙齿咯咯作响。不过他们被扯痧时，我也从未同情过，且常是遵母命帮着摁住他们的脑袋。

扯完痧，母亲又用辣蓼在我乌黑的痧斑处细细擦一阵，伤痕被火灼燎般辣得生疼。有那么几个瞬间，我疑心母亲就是对江姐施以酷刑的刽子手。不同的是，江姐什么都能忍；我则想若能停止“酷刑”，我愿意什么都说出来。但母亲不需要我说什么，只是警告我下次不得玩水了。说着，她又从砂罐舀了一碗辣蓼熬成的汤，吹了两口，逼我喝下去。黑褐色的汤汁既苦又辣，似乎比书上所说“卧薪尝胆”的苦胆苦多了。在母亲加了一小勺平时轻易不肯拿出的白砂糖后，我才勉强喝了。

翌日清晨，我神清气爽地随窗外一两声鸟鸣醒来，早忘了扯痧的苦楚，感冒或肚疼也没了痕迹，又与弟弟们到地坪或田埂上下疯去了。

作者： 张雄文

责编：周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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